——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从世界500强视角对国有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创新性的对比研究和评价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重要结论。记者近日就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评价及相关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国企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
实现集体崛起、加速崛起、大规模崛起
记者：国有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的重要结论是什么？怎么看待国企崛起？
胡鞍钢：过去10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辉煌10年，实现了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快速赶超。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核心因素是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的加速崛起和加速追赶。中央企业已基本实现了由跟随者向追赶者的转变，并在“做大”和“做强”两个局部领域实现了局部超越。
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也突出表现为其大企业、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角力竞争、此消彼长。尤其是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就如同世界企业奥运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奥运会更能体现一国的综合国力。依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据，中国的中央企业与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500强非金融企业的营业收入相对差距分别由2003年的9.38倍、7.04倍和3.50倍缩小为2011年的2.26倍、2.09倍和0.80倍。在2012年度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第二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大陆企业70家，与2000年度相比净增加了61家，在70家企业中有国有企业66家、非金融国有企业57家、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42家，高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和法国（32家）。与此相反，美国从2000年的179家减少到132家，欧盟从149家减少到137家，日本从108家减少到2012年的68家，分别减少47家、12家和40家。
中国国有企业一直是国内外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与西方的“中国国有企业加速消亡论”预言相反，过去10年全世界所看到的却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加速崛起、大规模崛起。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红利和成功标志，也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与世界强企的差距在大幅缩小。
五个维度看国企竞争力——
“做大”的同时“做强”的趋势已初现端倪
记者：关于国企竞争力评价，经过比较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鞍钢：衡量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会有不同结论。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标杆就是集中在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中的世界一流企业，从国际视角，特别是用世界500强企业进行国际比较，更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参考国资委提出的“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从“做大”、“做强”、“做优”、“做绿”和“做和”五个维度来进行比较。
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首先体现在企业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上，无论是全部非金融企业，还是国有非金融企业或中央企业，在过去十年中，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都大幅提高，这一趋势与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是一致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危机年份，如2008年至2011年，中国企业与美日欧企业的相对差距大幅缩小。
在中国企业“做大”的同时，“做强”的趋势也已初现端倪，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利润水平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2008年，中国非金融企业营业盈余已经达到1.0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非金融企业利润总额最高的国家。中央企业与美欧日世界500强非金融企业利润的相对差距大幅下降，由2003年的7.51倍、3.03倍和1.38倍缩小到2010年的2.37倍、1.78倍和0.35倍。同时，行业领军企业不断涌现，在炼油、电信、建筑、海运等行业已形成国际龙头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行业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在电信、炼油等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中进入500强的数量迅速上升，而且开始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机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产业实现新的突破。但与美日欧世界500强企业相比，市场集中度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按行业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各国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计算，中国在炼油、电信、能源、金属和企业行业的集中度水平显著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会否出现垄断的问题，而是集中程度还远远不够的问题。
记者：你们把做优量化为科技创新和国际资源配置能力评估，国有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的竞争力怎样？
胡鞍钢：“做大”和“做强”只是企业成功的一个侧面，“做优”是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对于“做优”的界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主要以科技研发支出强度来衡量；二是资源配置能力，主要以企业海外资产规模来衡量。
中国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科技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中国企业2009年的R&D经费已经超过日本的953.4亿美元，接近美国的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的五分之二。中央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在R&D经费内部支出方面与美国和日本领先企业群体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不断缩小。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制造业国有控股企业的R&D支出达到167亿美元，占全行业的40%，国有控股企业的高技术制造业R&D支出强度高出全行业平均的一倍以上，特别是像航空航天器制造，其强度已经和德美日企业水平接近。
从企业的海外资产规模数据看，2004年以来，中国的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迅速增长，从447.8亿美元增加到2619.6亿美元，从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增加到接近十分之一。目前，中央企业仍然是企业“走出去”的主体。根据国资委的统计，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中，2010年中央企业的比重为70%。
国企贡献居功至伟——
央企的公共财政贡献和就业创造贡献超过美国非金融世界500强企业
记者：长期以来，人们对国企贡献的认识停留在经济指标上，如何评价国企的地位、贡献？
胡鞍钢：国有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企业，也是社会企业。不仅提供了比其他类型企业更多的税收，也提供了日益增加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红利形式上缴国家，为全民所分享。国有企业最直接的贡献包括公共财政贡献和就业创造贡献。从公共财政贡献上看（包括税收贡献和非税收贡献，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同时并举，以国有企业为主。中央企业的公共财政贡献已超过美国非金融世界500强企业。这是对国有资本经营产出全民所有、全民共享的最佳诠释。随着利润规模的上升，中国的非金融企业上缴税金总额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生产税净额达到7858亿美元，已相当于美国当年的1.3倍。即便在今年企业利润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普遍下降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税收贡献仍是增加的。“一增一减”更体现出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刻的地位作用。
从就业创造贡献上看，中央企业也创造了与美国世界500强非金融企业大体相当的就业规模。目前，直接就业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但从创造和带动间接就业来看，以国有企业为主。如中国电信直接创造就业49万人，但是作为信息通讯网络平台，创造间接就业是直接就业的1.9倍，达93万人。中国的企业生态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化、多样化企业群，这些企业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属于共生、共荣、共赢的经济体、企业体。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跨地区经营，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知识、投资、人力资本等要素外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20年国有企业发展目标——
创建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具有知名品牌的世界一流跨国企业
记者：根据研究，你们预测世界500强的榜单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下一步中国国企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胡鞍钢：“企业兴国、企业强国”就是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选取中央企业和美国世界500强非金融企业的数据进行比较，进行了中央企业竞争力综合指数的计算，依据现有的趋势预测，中央企业的竞争力综合指数在2020年达到0.700；中央企业整体上基本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到2030年则有望接近1.00，与美国的世界500强非金融企业具有大体相当的竞争力水平，成为世界企业的领先者。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未来发展核心目标是“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知名品牌”。这是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大战略的自身需要。“创建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具有知名品牌的世界一流跨国企业”应该成为我们的国家目标。
首先，“世界一流企业”。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是“世界级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主要经营指标和业绩达到世界500强的门槛；进入世界同行业前10名；具有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
其次，“中国特色”。其含义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企业方向；二是为国家作出一流贡献；三是创新“中国企业文化”，不是西方企业文化的“传声筒”，而是将宏大的中国文化融入企业之中，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实践者。
再次，“知名品牌”。就是指中国品牌，全面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行业市场占有率，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顾客认知水平和忠诚度。“知名品牌”也是中国“软实力”。
到2020年，应实现“创建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具有知名品牌的世界一流跨国企业”，突出表现为“三个翻一番”：一是指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比现在翻一番；二是指在世界500强50个行业中的“中国兵团”分布数翻一番；三是指在世界品牌500强中的“中国品牌”翻一番。
与世界500强榜单上的美、日等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知名品牌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我们还需要以持续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紧密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总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家脊梁，未来将再创10年辉煌，实现“企业强国”之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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