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以来，东盟对华贸易持续逆差。据东盟统计，2010年东盟对华贸易逆差103.6亿美元，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三年分别为729.1亿美元、803.4亿美元和680.6亿美元。如果不包括新加坡，逆差额还会进一步扩大，如2017年除新加坡外东盟国家对华贸易逆差总额767.5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随着中国-东盟贸易额的快速增长，贸易逆差呈加速扩大趋势。2010年，东盟对华出口额占双方贸易额比重为47.8%，但随后逐年下降，2017年有所反弹达到42.3%，2015年和2016年则不足40%。这也表明，双方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但贸易不平衡性却在加剧。

从具体国别看，2017年东盟十国中只有新加坡、老挝对华贸易是顺差，其他国家均为逆差，其中柬埔寨对华出口额仅占双边贸易额的12.5%，文莱、菲律宾、越南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26%、27.8%和37.8%，印尼和泰国也低于42.3%的平均水平。

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看，理论上中国与东盟贸易存在较强互补性，双方贸易潜力巨大，但很多时候潜力无法兑现。近些年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红利的释放以及低廉的成本，许多东盟国家成为了跨国制造企业的乐土，这些国家开始具备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中低端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逐渐占据主导位置。按海关二位编码看，“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额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出口商品中居首位，泰国、老挝是第二，印尼是第三，柬埔寨是第四；“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出口额在泰国出口商品中居首位，菲律宾是第二，马来西亚是第三，越南、文莱是第五，印尼是第六。仅从出口额看，工业制成品已经成为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的主要出口商品。问题在于，这些商品在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生产能力，进口需求很小。

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类型呈两极化，一类是能源、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一类是国内尚缺乏生产能力的高精技术产品。理论上，东盟国家应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如印尼的油气、铜、金、镍、锡等，缅甸的油气、铅锌、铬、锡、铜等，老挝的铅锌、铝土、铁、钾盐、铜等，菲律宾的铜、铬、镍、金等。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东盟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开采力度不足，除老挝外，矿产品（不含油气）并没有成为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即便开采力度提升，也不会全部对华出口，并且初级产品附加值低，难以有效解决贸易平衡问题。从目前态势看，东盟国家已经有了更多选择，不会走资源出口导向型发展路线。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许多制成品仍需大量进口，很长时期内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不会降低。综合来看，中国-东盟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从政治外交及安全层面，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越南、老挝、柬埔寨是中国陆路邻国，菲律宾、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包围着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能否处理好与东盟国家关系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直接重大影响。正是如此，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和渗透，希望将东盟打造成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南海问题”就是明证。现阶段，美国正积极推行“印太战略”，并致力于将东盟变成重要棋子。

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东盟国家可以左右逢源，但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很可能将东盟国家推入两难境地。东盟国家的选择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超对美国的影响。中国历来高度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东盟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点区域。但由于东盟国家经济长期积弱，对中国经济发展能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在中国对外经合作格局中的重要性不高，与其战略位置和战略意义不匹配。从目前情况看，至少在账面上，与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并没有给予东盟更多的利益，甚至仍在稳定的赚取着东盟国家的外汇。

目前，中国对多数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大规模贸易顺差已经常态化，这实际上是双刃剑。众所周知，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正是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重要借口，并且这种较为显现的借口经过加工很容易让美国社会“同仇敌忾”。印度对华贸易也是长期巨额逆差，2018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为578.8亿美元，印度对华出口额仅占双边贸易额的19.4%。这种情况给中印双边经贸深入合作带来了巨大障碍，消除对华贸易逆差成为印度在多种谈判场合的重要“筹码”。同样的道理，东盟国家长期对华贸易逆差难免也会产生心理隔阂，从而增加双方合作难度，中国可能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让步甚至补偿。

多数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缅甸、老挝、柬埔寨更是属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经常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且债务负担很重。2017年老挝外债存量占国民收入比重为90.8%，柬埔寨为57.2%，越南为48.8%，印度尼西亚为36%。尽管对华贸易逆差绝对规模不大，但无疑会使已然窘迫的外部账户雪上加霜，进而催生对华不满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东盟对全球贸易一直是顺差，对美贸易也一直是顺差，并且顺差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2017年东盟对全球贸易顺差为700.8亿美元，如果不包括新加坡，也有45.2亿美元。2017年东盟对美贸易顺差为511.7亿美元，如果不包括新加坡，则扩大为621.8亿美元。这与对华贸易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被炒作利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东盟国家不满情绪。

前文提到部分种类的工业制成品已经成为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等。这实际上是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主导下形成的，由于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东盟国家逐渐成为许多跨国制造企业的首选，并且很多跨国公司正在将生产终端由中国向东盟转移。这也意味着美西方国家与东盟国家实质经济联系在不断紧密，这些国家可以跨国企业为触角加强对东道国各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应高度重视甚至警惕，这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小的操作空间，比如抛出选择“中国制造”还是“东盟制造”、选择投资中国还是投资东盟等非此即彼的命题，引发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对立情绪。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投资力度仍需加强。一方面在东盟外资来源地中中国排名不高，对东盟投资额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占比也偏低。另一方面，中国对东盟投资呈现碎片化，无论国家层面、产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缺乏完整统一的投资规划，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此外，大多数对东盟投资不能够形成国内外产业协同发展，这种情况下，对带动双方贸易发展的作用有限，难以起到推动东盟国家对华出口改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的积极效果。

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的本质是利益，单纯的政治交往无法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因此，必须使中国-东盟在经济领域产生更多更深的联系，使东盟国家与我产生无法割裂的利益纽带。在当前贸易失衡的状态下，如继续强调扩大贸易往来，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而从加强投资合作角度出发，立足东盟资源禀赋和我经济发展实际需求，打造内外联动、产业协同的全产业链投资格局，可进一步密切与东盟经济联系，绑紧双方利益纽带，对贸易产生引导和促进效应，部分改善双方贸易失衡问题。

除了常规的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协定，为推动对外投资，我国根据形势变化出台有各种投资鼓励和支持政策。如多种类型的投资合作基金、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补贴、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前期费用补助等，这些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刺激企业的投资欲望，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但真实效果不够理想。合作基金往往设置较高的可获门槛，对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投资主力军的中小企业或中小型投资项目，往往无法很难提供有效支持。补贴类政策存在同样问题，标准僵化、门槛高，对有实力、有能力获得补贴的企业是锦上添花，而对真正需要补贴的企业只能是望梅止渴，并且还催生了许多“补贴寻求型”投资。

为探索更为科学有效的投资引导和支持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对东盟经济和产业情况研究，尤其注意东盟与中国产业发展及产能转移对接方面的研究，结合东盟实际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全产业链投资合作规划，为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提供引导。其次，应将泛区域、泛领域合作基金转型为产业基金，降低基金获得门槛，尽可能满足产业合作规划框架下投资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需求，特别是满足中小企业或中小型投资项目的需求。